编者按：

7月21日，一场61年未遇的大暴雨让北京城遭遇严重内涝。其实，北京并非个案，在中国，许多城市面临着同样的问题——城市防洪排涝工程建设赶不上城市化的扩张速度。但，这也仅是一个表象原因。

尽管雨季已去，但大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却引发我们反思。为探讨中国“下水道”存在的问题，人民网采访组特别策划了“十问下水道”系列深度报道，以北京“7·21”暴雨为切入点，多路记者分别走访北京、广州、海口、赣州、合肥、青岛等十余城市，剖析全国城市内涝现象及智慧做法，将“下水道”问题作为当今一种多发的城市病，为其把脉，寻其成因，并以期探寻解决之道。

一遇暴雨，再华丽的城市，都难逃城市内涝的狼狈命运，这似乎成为了中国城市的通病。非开挖技术，管道检测，管道修复，管道气囊，管道封堵，CCTV，管道内窥检测，潜望镜，气囊，HDPE，CIPP，管道非开挖，非开挖，管道清淤，封堵气囊，管道塌陷，管道破损，排水管道检测，北京管力，

《人民日报》披露，2008年到2010年间，全国62%的城市发生过城市内涝，内涝灾害超过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个。突发性的灾难，已经成为检验城市基础设施的评估师，而灾难前后的应对措施，也成为检验城市管理的试金石。

城市排水显然已经不是某一个城市的问题，它是中国城市集体面对的现代性难题。城市排水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，而是城市规划、城市建设、城市管理等多方面缺陷累积而成的系统危机。一个下水道，几乎是中国城市病的缩影。

“重地表，轻地下”，城市建设标准积弊

城市下水道大致可以分为两种：一是俄罗斯道，地处高寒，降雨量少，城市下水道口径小埋藏浅；其二是西欧道，如伦敦、巴黎年均降雨量在600－1000毫米之间，下水道宽阔可以行车。新中国地下管线的建设积弊，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。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具体化和延续，中国在1953年至1957年之间将“苏联模式”引入城市规划，国内各城市在这一时期开始采用一整套以苏联为标准的定额指标，高寒少雨地区的城市设计标准，直接套用在疆域辽阔雨水充沛的中国城市上，自然为以后的内涝埋下了伏笔。

城市无节制扩张，破坏区域自然肌理

城市内涝问题，不仅仅源于排水管道，许多原因还出在城市本身。近年来中国的城市高速扩张，往往忽略了城市和自然的和谐之道。城市建设不断填埋挤占湖泊河道，改变了水系的自然格局。实际上，区域自然肌理比排水管网本身对城市内涝的影响要更大。

首先，城市湿地急速萎缩，城市蓄洪能力下降。城市外部湿地、河流、湖泊等水系对于城市来说具有重要的蓄洪作用。古人说：水满自溢。没有地方去，水自然会泛滥。调蓄系统是城市防洪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，它由城市水系的湖池河渠组成。在城外洪水困城，城内积水无法外排时，城市的蓄水能力对避免内涝具有决定性的作用。

其次，城市内部水系阻断，整体通行不畅。城市建设中，许多城市内河水系被填埋，导致水系阻断，排水不畅。

曾经号称“百湖之市”的武汉，50年来近百个湖泊“人间蒸发”。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今，武汉中心城区湖泊数已由100多个锐减至目前的38个；近30年，武汉市湖泊面积减少了228.9平方公里；近10年，武汉市中心城区湖泊面积由原来的9万余亩缩减到8万余亩；目前，武汉的湖泊仍在继续被吞噬，湖面不经意地就变成地面，长出一栋栋楼盘。这样多的湖泊被填埋，武汉一到大雨就变身水乡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最后，对河流湿地的过度开发，也是造成城市防洪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。以北京为例，北京60%以上的河流湿地都在进行旅游开发，其中金海湖、拒马河、龙庆峡水库、野鸭湖、玉渡山水库开发强度过大，对水系自然环境的人工干预过多，破坏了生态环境。

北京“7·21”暴雨中，房山是重灾区，主要集中在拒马河峡谷的坡麓地带。拒马河峡谷有京西极佳的山水景观，如十渡、野三坡（涞源）等，但旅游开发对环境保护及防洪因素考虑不足，旅游设施多沿河而建，严重影响了河流的行洪能力，在上游来水和当地山洪的夹击下必然损失惨重。

地面过度硬化导致地表径流剧增

对城市排涝起决定性作用的除了地下排水管网之外，还有就是地表径流。近年来，随着城市的迅速扩张，城市绿化植被减少，取而代之的是大面积的硬质铺装，这使得雨水渗透能力大大降低。这种城市建设思维最早源于西方，但是上世纪中叶开始，西方国家开始进行反思，认为硬化的地面是“死亡性地面”，会影响地面的生态系统和树木的生长。在德国，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采用透水材料铺装路面，并致力于不透水路面的改造，到2010年全德国城市大多数路面改造为透水路面。在德国北部经常降雨的汉堡，很少见到城市路面积水，这与城市透水路面的应用有很大的关系。而在国内，这并未引起城市管理部门的重视。

相关研究表明，一般绿地径流系数是0.2左右，如果是水泥铺装或沥青道路的话，一般在0.9左右。0.9的径流系数，就是说雨水落在硬质地面上，只有10%可以渗透到地下，剩下90%要完全靠地下排水管道排除；而如果是绿地的话，将有80%渗透到地下，需要排水管道排除的只有20%。也就是说，面积相同的绿地和硬地，其自身的排水能力相差8倍。一旦降雨量超过排水系统设计标准，就只有积在路面。

先修排水后修桥 立交桥地势过低

城市内涝的根源是，市政管理的“盘子”内解决不了这件事，问题在更早期就已形成。北京许多立交桥容易积水，原因就在于管线位置太低，甚至低过了排水口和河道水平面的高度。

排水的渠道和道路不一样。道路，可以上坡，也可以下坡。可是水只能往低处流，不会往高处流。假如这个地方原来有一条管道，建在地下不是很深的地方，现在挖了一个立交桥下去，高度比骨干管网还要低，它的水是流不进管网的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就要在立交桥下面建一个泵站，通过泵站把水抽上来，排进地下蓄水池，池子积满以后，泵再把这个池子里的水抽出来，抽进排水干管里面去。

原来北京是一马平川，为了解决交通堵塞的问题，人为造出了下挖式立交桥。但水是往低处汇的，城市规划的时候如果考虑得不好，后来想补课就会变得很困难，因为要把城市地面挖开，把地下排水管子再换大，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非开挖技术，管道检测，管道修复，管道气囊，管道封堵，CCTV，管道内窥检测，潜望镜，气囊，HDPE，CIPP，管道非开挖，非开挖，管道清淤，封堵气囊，管道塌陷，管道破损，排水管道检测，北京管力，

“重污水，轻雨水”雨污合流排洪效率降低

许多城市排水系统建设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——“重污水，轻雨水”。许多城市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排水系统采用雨污合流的形式，而污水是造成排水管道堵塞的重要的原因。据北京市水务局数据，北京城区排水系统有超过三分之一属于合流制，雨水和污水走同一管道。就整个城市范围而言，排水系统的标准不高，应对每小时30毫米和50毫米的降雨不会出现特别严重的积水，雨量一旦超过50毫米，城市内的积水就开始泛滥成灾。而且，狭窄的排水管道里还存有大量的沉积物。据统计，北京近八成的雨水排水管道内有沉积物，约一半的雨水排水管道内沉积物的厚度占管道直径的10%至50%，个别管道内沉积物厚度甚至占到管道直径的65%以上，直接影响了城市排水系统功能的发挥。

与北京形成鲜明对比，在日内瓦，日常生活污水和雨水是通过不同的管道进行处理的。生活污水通过单独的管道流到污水处理站，进行净化处理，而雨水经过简单的过滤处理后就流入湖水或其他自然水体。污水和雨水流入不同的管道，含有大量油污的厨房污水不会流入雨水管道并堵塞管道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大规模降水时造成的城市洪涝现象。

城市水面调蓄能力严重不足

城市水面面积是调蓄城市内涝的主要手段之一。如故宫数百年来几乎未发生内涝现象，原因之一就在于故宫周围有环故宫可起调蓄作用的护城河；同样团城千年以来也未发生水淹现象，原因之一就在于其位于具有调蓄功能的北海附近，可以把多余的水排人北海。近年，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，不少市区河湖由于被侵占而缩窄或淤积，导致蓄泄洪能力降低；甚至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部分河湖被填埋(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有湖泊200余个，目前仅存50余个)，市区水面所占比例由5％降低到2％左右，如北京南湖渠地区，原来本是一片洼地．作为北京市排水主干河道坝河支流之一的北小河，现已变成超过20万人的望京社区。城市水面减少相应地降低了城市内涝的调蓄能力，从而增加了暴雨内涝的发生频率。

地下管网建设缺乏常规管理和质量监督

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，路网不断延伸，地下空间日益复杂，相应的管网档案却七零八落，缺乏统筹。解放初期的市政地下管线只有少量的自来水、污水，发展到现有上水、下水、中水、电话、电力、路灯、光缆、通讯、信号、煤气、天然气、热力网等等。而这些管线又分别由几十个单位建设和管理，包括自来水公司、污水管理处、燃气公司、热电厂、电信公司、电力公司、部队和各工矿企业等，如此众多的管线却缺少一个统一的协调管理部门。

不仅如此，地下管线的规划、测绘及档案资料管理等事项仍然分属于不同部门，一旦涉及利益分配和具体责任的承担，不是你争我抢就是互踢皮球。这种情况下，要解决下水道问题无异于盲人摸象。

除了常规管理外，地下管道的规划和施工监管也存在严重失职的情况。建设前、建筑中和建设后，工程质量往往被忽视，导致低标准建设，劣质材料甚至偷工减料现象频频发生。例如，海淀区安宁庄附近某路段排水管道工程，属于迎奥运市容整治工程，在2008年完工并通过“验收”。路面变得整洁，但积水问题一直未解决，在2011年进行改造时竟然发现地下根本没有铺设管道，仅仅是在路旁挖了几个小小的渗水井，这是典型的“样子工程”。然而，经过两次改造施工，在雨天该路段依然会严重积水，而改造问题却不了了之。

不难相信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，在全国范围内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劣质工程，不得而知。这些半成品、冒牌地下排水工程所构成的城市排水系统，被暴雨屡屡击溃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面对“暴雨”城市应急管理脆弱

与北京“7·21”暴雨几乎同期到来的，是7月24日凌晨到达香港的韦森特台风。这是香港13年来最为严重的台风侵袭，却没有造成人员死亡。香港特首将其归功于及时的灾前预警。早在23日下午，香港天文台就频繁发出警告信号，在其挂出8号风球后，除了电视、广播、网络、手机等传送讯息外，地铁、商场、住宅小区、医院等公共场所都会悬挂预警通知，预警信息传遍整个香港，全港随即有条不紊的避风应急：公司职员提前下班回家，渔船返港，电车停运，大型公众活动取消，消防人员、医护人员和警务人员坚守岗位，随时待命。

虽然在2003年“非典”之后，北京就着手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，但从媒体对“7·21”雨灾的报道来看，纸上预案与现实中的抗灾能力之间存在很大差距，不少关键节点还存在着种种缺陷，一些一线工作人员无所适从，公共资源未充分利用。

城市应急管理是由各部门联合启动的系统工程，在各部门自行其是，行政门槛高企的今天，要让北京如同香港一样，面对灾害事前预警，事后井井有条的抢险救灾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发展中国家共性问题 顺应自然，系统解决

城市内涝，并不是中国独有，快速的城市扩张，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基础设施显得异常脆弱。2011年夏季的大雨，整个东南亚地区总计已有776人死亡。即便是经济发展较好的曼谷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。上世纪中期曼谷的人口不到100万，全国的城市化比例不到10%。然而今天，曼谷都市区的居民估计达到了1200万，全国人口超过1/3居住在城市里。在自然灾害多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亚洲，这种模式被不断地重复。

下水道，仅仅是中国城市病的缩影，要根治城市内涝，需顺应自然之道，从整个城市系统改造入手。

包括新城区的选址修建需多考虑地势和水系，高标准严要求建设地下管道；严禁填埋水系河道，适度恢复城市湿地湖泊，增强城市的自然蓄洪能力；铺装高渗水率的地面，增加城市绿地面积；加强地下管线的档案管理，加强城市应急管理和部门协调能力……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，需要更长的时间，更多的耐心，如果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，每一年都将会重复类似的悲剧。

编后：

长期以来，相关部门对城市防涝缺乏足够认识，使得“重地上，轻地下”的思想难以扭转，而急功近利的城市跃进破坏了城市自然肌理，硬化地面增多、植被绿地减少、河道水系消失，排水管网陈旧老化……城市建设的监管缺失也为内涝埋下了隐患，而脆弱的应急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城市内涝的损失，这些都是城市内涝背后的系统原因。请关注下篇报道：已建成的城市排水系统如何改进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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